发布时间：2011-03-6，星期日
讨论大学精神的基本前提，是面向大学本身。因为如果我们对大学本身缺乏透彻的理解，那么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，就只能是泛泛而论，抑或人云亦云。关于大学，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，其中著名的大楼论，大师论，大树论，大爱论等。从某一个侧面讲，上述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（其中都有一个“大”字）。但在我看来，上述所有关于大学的讨论，都是表面的。因为这些讨论无力论证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：大学何以成其大。大楼-大树论不值一驳，因为地球人都知道，有大楼和大树的地方不一定是大学，而有可能是政府机关或原始森林。挑战大师、大爱论有一定的难度。但如果我们的论证足够严格，亦不难驳倒。先看大师论。我们认为之所以不能将大学等同于大师，是基于这样一个经验性的论断：有大师的地方不一定有大学（国学大师马一浮曾拒绝进入大学体制）；但一所恪守大学精神的大学（“真正意义上的大学”），必将为大师的诞生，铺就温暖的床垫。进一步说，即作为学术共同体的现代大学，并非大师云集的结果，而是由其内在原则所支撑起来的。而这一内在原则，简单说即自由，这也正是大学何以成其大的根本性理由。下面将进一步论证这一点。至于大爱论，如果不是基于自由这一根本性原则，那么所谓的大爱，就有可能成为侵犯他者权利与尊严的借口。再说，大学作为一个世俗的学术机构，在终极性的问题上，是否能比宗教机构提供更多的东西，是大可怀疑的。
关于大学的理解，比上述“四论”更深一层的，是真理论。有抱负的学者，愿意将大学理解为追求真理的圣洁殿堂。这当然是好的，但尚未触及最根本的问题。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讲，将真理视为第一性目标，是近代哲学（科学）知识论转向的结果。这一转向当然有其积极意义，而且作为世俗的学术机构，学术研究（求知）是大学的核心。但这样说，并不能论证大学即真理，因为追求真理的路径，不止求知一途。进一步说，如果我们只追求真理（往往是自我宣称的），而放弃对自由的维护，那么所追求的结果，往往是对真理的背离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奠基于自由之上的真理，才是真正的真理——而不至沦为外在权力的附庸。
对上述问题的辨析，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出发，或许能看得更清。现代意义上的大学，脱胎于教会。但独立的大学，却是从不断反对教会、世俗势力的干预而逐步建立的。也就是说，大学独立的历史，就是反对诸种外在权威，从而培育-守护自由的历史。以现代哲学的眼光看，真理是一个模糊的概念。关于真理，现有符合论、融贯论、实用主义真理论、冗余论等理论，但即使如此，人们对真理的理解，仍无一致的看法。在历史上，人们对于真理，就有种种不同理解。正因为真理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，因此以历史的眼光看，以追求真理为旨趣，甚至声称自己为真理裁判所的机构，实际上有不少。这就造成不小的混乱。由此，如果我们说大学即追求真理的场所，实质上很难说清楚。而从否定的角度讲，大学反对教会的干预，实质上是反对教条；反对世俗势力的侵扰，实质上是反对外在的权威。贯穿始终的，是对自由的培育和维护。
举例言之，或许更明白。我们知道，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国家中，政治权力往往不仅垄断了所有资源，更垄断了“真理”。纳粹德国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近代以来，德国曾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科学中心。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执政以后，种族屠杀之外，大学的学术自由遭到极大的破坏。而自由一旦被破坏，就无所谓科学，更无所谓真理，有的只是为极权政府效忠的奴才。而那些不屑于接近权力的学者，只能选择流亡。二战之后，美国成为第二个世界科学中心，就与大量接收流亡的科学家、学者有关。而保障这一切的，是对自由的有力维护（制度性的）。
以上的论证，力图说清这一点，即大学之所以成其大，或者说支撑起大学的内在原则，是自由。由此，所谓大学精神，就是自由精神。而弘扬大学精神的根本要旨，即以学术研究为核心，以立人为目的，以引领社会为责任，从而培育-守护人类的自由与文明。
二○一一年三月六日于成都狮子山